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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品与研究详情

齐白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齐白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文/余丁 李树桥 康 俐 武 漠

    齐白石作为中国近代的大家,学界对其艺术历程已经做过多次展览和研究,但大都从他的艺术本身为出发点进行研究和呈现。但是一个全面的艺术个案研究不仅需要分析其笔墨、趣味、形象和其他“艺术本体”层面的内容,在社会学的范畴内对齐白石的生活背景——如他的朋友交际圈、各地辗转经历、教授、职业画家等多重身份的研究也会对深入了解齐白石的艺术更有帮助。此次展览也正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整合北京市文物公司、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及附中的藏品、文献、历史档案对齐白石个人及其艺术做一次更综合深入的研究和展示。
    从毛泽东授予齐白石的称号“人民艺术家”的定义出发,展览将“人民”的含义分为四个层次理解,由浅入深,以此去还原产生这个褒奖称号的历史环境。“人民”的浅层意思为普通的社会成员,因此,齐白石首先是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生于农家,以从事民间艺术——木工为生,在逐步领悟艺术的无限空间后方才进入绘画艺术的领域。他在民间刻苦的劳动、学艺生存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磨砺与积淀。无此质朴平民的生活经历和民间的天真情趣,便没有其后来独特的绘画风貌。此外,“人民”的含义深入一层可解释为一个个体,具备独立精神、个性追求的个人。对于一个艺术家个人来说,人民的含义可能更侧重于“人 ”的含义:如何实现个人的价值,如何在个人价值判断上与生活圈与生存平衡发展,最终实现个人的追求?齐白石在艺术与生活综合品质的提升方面成为较好的个案。再者,“人民”的含义之所以广泛为人接受,其中隐含了一层意思,即人民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世界性概念,而“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则意味着齐白石的艺术不光是为中国人接受的视觉语言,他可以被世界的文化所包容与欣赏。因此,在第三个层次上,展览以呈现齐白石艺术的宽阔内涵为核心。最后也是最为深刻的一层,此次展览试图挖掘“人民”包含的普世价值,齐白石的艺术达到炉火纯青之时,返璞归真是必然,他的艺术来自民间,又返回学院与社会中教授学子,与学生教学相长,使其艺术与人生的终极价值得以实现。
    当然,除去从社会学角度阐释齐白石艺术所具有的“人民性”特点以外,展览仍然内蕴一条齐白石艺术发展的编年史“暗线”,以期以一种“双重结构”的叙事方式全面展示其艺术内涵。
第一部分:人民一员—— 自然天性 质朴从艺
19 世纪末期至清末民初,封建统治崩溃、国土沦丧、社会面临危机。知识分子群体在社会中的“显性”影响是微弱的。但在国难到来之时,每一个国民在恶劣环境之中都或多或少地在心中埋藏了“救国救己”的强烈生存危机。个人、百姓的生存欲望在大社会的危机下也被隐性的力量激发。
    如此背景下,齐白石在湘北农民家庭出生。身为农民,即使他们并不明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最潜在的本能也会使他们努力把自己的生计与生活打理维持好,因此把这看作是一种独善其身的救国方法也并无不妥。
    农民作为社会最普遍、最基本的阶层,其天生的质朴意识、与人为善、对自己“微观生活”的热爱与进取态度,使齐白石从一开始就形成了诚恳与务实的生活理念。因此,早期生活在家乡的齐白石,一直勤勤恳恳学习细木匠活、以做家具雕刻和为人画像为生,本书中亦选入一部分齐白石做木匠时的竹雕、木雕作品资料,可从侧面反映其早年的木工生涯。他的艺术从最初就埋下了纯朴与务实的种子,影响着他其后绘画的务实态度与质朴趣味。多年的乡间视觉经验和生活体悟,在齐白石心中牢固地扎下根来。于是,当他初始尝试绘画的时候,笔下的形象就自然地呼应其往常的内心经验,表现百姓常见的花草鱼虫、家禽、园生植物以及一些日常中“活态”的物象。即使他触及山水题材,也多是聚焦于“邻山茅舍”、“村落一隅”这样民间常见的山村景象。
    他的绘画没有“崇古的旧习气”和当时人“热于追新”的主观弊病。可以说,齐白石绘画之初就没有 “人为的负担”。他始终能够轻装上阵,保持鲜活的“直觉”去面对自我的生活与他人的评判。他实实在在的绘画观也体现在他的画语录中:“为万虫写照。为百鸟张神。只有龙未曾见过,不能大胆敢为也。” 为此,齐白石可以乐此不疲地、不知劳累地将其周围的“平常事物”——小鱼虾、昆虫、莲藕、柴火等“ 小物件”反复不断地描绘而不显干枯,也正是这些“平常事物”给他的日常生活带来隽永而深长的日常情趣。他曾说:“余欲大翻陈案,将少时所用过之物器一一画之。”旧物有情,我们也得以自然而然地从齐白石的选材中,轻松地进入他情趣盎然的生活细节中,看到齐白石作为“木人(齐白石自号,以表明其木匠身份)”的大智若愚、不避平凡却又超度于平凡的艺术虔诚。
    他的绘画虽不一味摹古,却也从不轻视传统,他做木匠之时就一直反复临摹研习《芥子园画谱》、民间年画粉本。他学习民间画师的画像方法,向往文人画家的人文关怀,汲取众妙,不为古人奴,而自出胸臆。人评“白石创文人画的白石风”并不是夸他是文人画家,而重点在于强调白石绘画中不落窠臼的“木匠拙气”与“生命活力”。
    齐白石对绘画艺术的执着,从始至终都体现在他作为“一位普通劳动人民”忠实于现实的工作劲头中。从其作品中可以看出,那些微妙唯肖的昆虫,是他长期仔细观察的结果。他把昆虫捕回来,进行挑选,观察他们生动调皮的动态,笔笔不落地描绘每一个细节,并且一丝不苟地勾勒。如此精微细致的民间画工精神被他保留下来,持续一生。回忆早期没有油灯的夜晚,他总是描述自己“烧起松火束读书”的情形;为了练习刻图章,他可以把石头刻了又磨掉,磨了又刻。齐白石对文化、对艺术的执着态度,让他的艺术面貌保持清新可人。
    他专注于学艺、不求名利不与人争的纯朴之气,直到他结识达官与精英后仍可照见。他一向认为自己是“画匠”、“艺人”,他的天职是画画。这使得他面对官家也可以“闭门谢客”、“只谈诗画”。官者樊樊山与夏寿田都曾衷心欣赏白石翁的才情与人品而邀请他做官,都遭到其婉言拒绝。正因如此他可以避开是非纷扰,永久地做一个纯粹的“寄萍老人”。
如此,我们力图呈现“芝木匠”也好,陈述“齐大”也罢。这一个专题,我们侧重于还原齐白石作为一个“民间出身”的画家,持续一生的市井生活与平淡朴质的生活态度如何转换为其艺术态度,并从这种态度中理解某种经过升华的艺术哲理。
第二部分:独立画家——个体精神 智慧营生
    作为一个具备“主体意识”的画家,齐白石具备个体自律与自由独立的精神。这也正好体现了在封建王朝结束的近代社会中,人们自由、民主思想的启蒙带动了齐白石等一批近代艺术家摸索新的艺术面貌在艺术史中可以很清晰的看到这批受传统教育的艺术家根据个体境遇进行的艺术变革。齐白石作为其中的一员,以切合实际的生活观所主导,其趣味一直专注于自己天真平淡的“个体”日常境遇。这也可以看做是他对“自我”生活的尊重与“个体经验”的重视。他不止一次的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其意思应当根源于他对“自由”与“个性”的深切体会。
    人们对于齐白石的绘画面貌与图式司空见惯,有时甚至会因为过于亲切而熟悉,而习惯性地不再把他当做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家。这正好可以进一步阐释毛泽东所说的“人民性”的另一面特征——虽然这一面是隐性的、不为大多数人所注意的,即:人民首先是“自然的人”(有肉体、有精神取向),然后才是“民”(社会中的一位成员)。
    齐白石是一位能卖画、能营生且巧卖画巧营生的精明能干的艺术家。齐白石的工细草虫尤为知名,求购者甚多,然而他在艺术的盛期就有居安思危的意识,为预防自己将来老眼昏花无法再画工细的草虫,他预先画了许多幅,每幅只画草虫,背景全部留白,以备年老后再补写意花卉蔬果等衬景,可见他颇有营生头脑。在郎绍君先生所作的《齐白石的润格和卖画生涯》一文中,便对齐白石前后几十年的润格与卖画经历做了一番细致的梳理。由于需要养活家人,供给湖南北京两地及父母,因此全靠他一人卖画制印,靠技艺为生,因此并不耻于索要润笔,但即使在后来名满京华,齐白石的润例也并未高得离谱,也并不因高润例而委曲求全,违背自己的艺术准则和艺术追求,他决不为钱而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初到北京、还租住在法源寺时候,齐白石就写过这样一个告白:“余年来神倦,目力尤衰。作画刻印,只可任意为之,不敢应人示……。作画不为者:像不画,工细不画,着色不画,非其人不画,促迫不画。刻印不为者:水晶、玉石、牙骨不刻,字小不刻。印语俗不刻,不合用印之人不刻,石丑不刻,偶然戏索者不刻。贪画者不归纸,贪印者不归石,明语奉告。濒生启。”可见齐白石并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甘于流俗的人,也正因此,他的作品中始终可以感受到属于他自己的饱满的个体精神。
    郎绍君先生的文中提到,早在编《齐白石画册初集》时,齐白石的买家胡佩衡就写道:“先生性爽直,喜任侠,有古烈士风,故见有不平之事,即义形于色。嘻!世之衰也,人唯利是图,假艺术之名为自肥者比比然也。先生心洁面傲,借挽颓风,求诸今人岂易多得哉!”
    胡佩衡的评价更加印证了齐白石在巧于营生的同时却又能秉持个人高洁的风貌,他生活节俭,从来只取所需,并不因名高而借艺术以“自肥”。
    这次展览有幸能够呈现北京文物公司的早年藏品——齐白石和他的主要藏家之一——黄济国的来往信札。在齐白石的一幅《雏鸡幼鸭》的题跋中,便曾提及过黄济国——“济国先生嗜书画,即藏予画,此幅已过十幅矣。人生一技故不易,知者尤难得也。余感而记之。齐璜。”齐白石与他的买家并不仅仅是市侩的金钱买卖关系,他的买家多数都知文懂画,有的自己也是画家,在书画买卖中他们相知相得,就此成为知己。从这段题跋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当时供职于商务印书馆的黄济国便是齐白石的知己之一。在这批齐白石与黄济国来往的信札中,除去“某画已作好,请来取去”的买卖交易内容之外,更多可见齐白石与黄济国共同访友(“请先生代为先由瞿君约定时日方告予,予与先生同往,此一快事也”)、邀请黄济国共宴(“十一月初六日上午十一点钟请济国偕尊夫人来西长安街西来顺小饮,恕不催请,璜”)等证明他们私交不薄的内容,可见,齐白石与黄济国的关系早已超越了金钱的冰冷连结,却是更具有人情味的君子之交。
通过这些信札我们可以感受到齐白石与藏家的亲密关系,以及他学艺做人的规则。当我们对照这时期的信札文本以及作品的关系之时就会更加确定艺术大家的悟性与聪慧不仅限于艺术作品上的抑扬顿挫,而是有更多的智慧显示在他的生活能力和对时代、时势的判断中。创造市场却又能不受控于市场,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个体精神,在这个意义上,齐白石确实是一位不拘传统的“现代”人民艺术家。而信札、画作等实物所显示出来的他与藏家之间关系的演变,无疑也是我们希望通过展览而呈现的一个新的课题。
第三部分:世界公民——艺为天下 国际扬名
    衰年变法之后,客居京华多年的齐白石在艺术上已达炉火纯青地步的同时,其人格与世界观也在不断提升,更具有一种普世价值,从而乐于将群众的美好愿望成功地用艺术形象表达出来,为全天下、世界人民的生存经验和审美理想增添了浓重的一笔。
    在齐白石的一生中,多见战乱流离,1917 年因家乡兵匪作乱而不得不放弃终老故乡的打算逃至北京,刚至北京又逢军阀混战。而抗战期间,生活在沦陷后的北京,更加使齐白石忧闷不堪。他三番两次贴出告白婉拒日本军阀和汉奸上门买画,首先说:“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若关作画刻印,请由南纸店接办。”而敌人相继骚扰,实在厌烦之至,于是又在1940 年贴出的告白中称“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入民家。官入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可见齐白石的勇气和胆量,也不难体会到齐白石所具有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对国家的一腔热忱。
    在抗战胜利,祖国重获和平之后,1952 年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上,齐白石画下了题为“百花与和平鸽”的大画,作为对大会的献礼。前述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对祖国的热爱在此时的齐白石身上,升华为对全世界和平的向往。他总是祝“世界和平,人人幸福”,在这种普世价值的影响下,齐白石的眼光与创作也不仅仅限于日常生活的情趣,从本主题的一些代表作品中,如篆书《和平》以及《仁者长寿,老矣加餐》联,都可以体会到一种观照到全人类,并为全人类的终极追求而祈愿的高尚情怀。
    也正因此,齐白石的人格和艺术在他晚年时能够赢得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双重认可与崇敬,除去与国家领导人的密切交往以外,齐白石还在1955 年和1956 年被分别授予了德国艺术科学院通讯院士荣誉状以及国际和平奖金。齐白石对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正如齐白石晚年在荣获国际和平奖授奖典礼上所说的一样:“正由于我爱我的家乡,爱我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大地,爱大地上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花了我毕生精力,把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情感画在画里,写在诗里。直到近几年来,我才体会到,原来我所追逐的就是和平。”
    艺术的自然并富有童真,人格的正义与博爱,使齐白石的好友遍布京华,其中不乏各界知名人士——如陈师曾、梅兰芳、李宗仁、齐如山、罗瘿公等,其中不少人——如梅兰芳、新凤霞、李苦禅、李可染等,更是拜齐白石为师,而他们之间的友谊与交往更是被传为佳话。本主题选入的作品中,多有他们之间的酬和、赠答之作,如《红叶小鸟》、《鹰》、《荷花》、《花鸟菊》便是此中精品。在本主题选入的一幅齐白石仿八大山人所作《花鸟》图中,齐白石先是自题“一雀一枝人以为少,余犹嫌其雀大枝深。阿芝” ,后来又补题:“此四幅寄售于厂肆未竟日,为人买去越数日,友人罗瘿公以书附此,属补款识。余始知为同宗如山兄所得。此人所不喜者,如山兄能喜之亦有好奇之意耶。因记之。又七月十九日,弟璜并以即此答瘿公,再呈复戡兄也。”罗瘿公与齐如山皆为梅兰芳的老师,是当时北京戏曲界的知名人士,齐白石与他们以画酬答,彼此间惺惺相惜之情可见一斑。
另外,本主题中还有多幅题有“德邻先生清正”的作品(《鹰》、《松鼠》、《荷花》),这个“德邻先生”便是李宗仁。齐白石和李宗仁两人的出身、职业、爱好、性格截然不同,而且齐白石比李宗仁年长28 岁,但两人却情深谊重,抗日战争胜利后,李宗仁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当时的北平一片混乱,粮食短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齐白石在北平甚至无法维持生活。李宗仁听说后即主动偕夫人上门看望,并指定专人定期给齐白石送去大米、面粉、食油等生活必需品,还邀请齐白石到家中做客。齐白石非常感激,特地画了一幅《寿桃》横幅赠给李宗仁夫妇,李宗仁则回赠了一帧抗日战争初期在台儿庄车站拍摄的照片。1948 年,李宗仁当选为国民党政府“副总统”。就职时,齐白石不顾八十多岁高龄,赶制了20 幅画赠给李宗仁,还说:“这些字画留给你,一旦在政治上失意时可以派上用场。所以画上均未题上款,可使你拍卖方便。”李宗仁极为感动,并发誓:任何情况下他不会变卖这些字画。1965 年3 月,李宗仁从美国回国,经再三考虑,他决定将20 幅字画全部带回。1969 年1 月李宗仁病逝后,家人把这批他一生中最为珍重的字画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本主题选入的这几幅作品无疑是对这段佳话作了一次生动的复原。
第四部分:人民艺术家——群众中来 群众中去
    毛泽东在新中国的语境中将齐白石称为“人民艺术家”,可见齐白石艺术的“普适性”。然而,“人民”的概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社会环境中又代表着“至高”的评价,“人民”成为“高尚”的代名词。
    古人云:笔格高下,亦如人品,中国国画传统非常注重艺术家人品修养,齐白石在艺术上的成就与他的高尚品格是分不开的。年高德劭的齐白石经常去荣宝斋,给那里的印刷工人做示范,在作画时的题跋上也经常写明自己的农民出身,这无不表现出他纯正善良的劳动人民品质。同样的情形,在他的学生李可染的《谈齐白石老师和他的画》一文中也有提及:“白石老师到了晚年,虽然名满天下,受到人民的敬爱和尊崇,但他一直没有忘记劳动人民出身的根本,我们看他‘鲁班门下’‘木人’等印文,可知从来不避讳他过去木匠的身份。平时在生活上自奉非常刻苦俭朴……从来不肯把星星点点有用的东西,随便抛弃”。由此可见,他虽然已经受到大家的敬重,获得极高的艺术成就,但仍然不忘自己是“从群众中来”的。
    然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晚年的齐白石积极努力地将自己从事艺术研究的毕生心血教授给下一代,因此齐白石的艺术与人格力量通过他晚年的教学,又回“到群众中去”。位于北京东城区校尉营的中央美术学院是当时美术界的活动中心。早在徐悲鸿聘请齐白石为美术学院的名誉教授之前,1927 年齐白石65 岁时,他应当时26 岁的林风眠校长的邀请,到国立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教授中国画,从此开始了他与中央美术学院几十年密切的联系。1928 年秋,北京改名为“北平”,徐悲鸿请齐白石任艺院教授,可是,同年12 月徐悲鸿的革新主张遭到当时顽固守旧势力和宗派势力的诽谤、排挤,遂离职,齐白石继续任教。到1946 年8 月,徐悲鸿再次出任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一职,在徐悲鸿院长的再三请求下,90 岁高龄的齐白石决定再次出任美术学院名誉教授,教授中国画直至去世,据廖静文先生与候一民先生回忆,每次齐白石来中央美术学院上课都是徐悲鸿坐车去接他,齐白石为学生们做示范,徐悲鸿就站在旁边陪同,齐白石画多久,徐悲鸿就站多久;齐白石有什么事都去找徐悲鸿商量;齐白石每个月的工资都是徐悲鸿亲自送到他家里去,可见徐悲鸿对齐白石的敬仰。齐白石与中央美术学院的不解之缘一直被视为艺术界佳话,齐白石也曾创作了多幅作品及诗文来纪念他与徐悲鸿的这段情谊。在齐白石的身边总是聚集着众多的弟子,受到他指点的学生不计其数,甚至包括许多当时的优秀画家。同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的李可染,从齐白石的艺术最深的体悟就是运笔要慢,他在回忆中提到:“我在齐白石家十年,主要在于学习他笔墨上的功夫。他画大写意画,不知者以为他信笔挥洒,实则他行笔很慢,他画枝干、荷梗,起笔无顿痕,行笔沉涩,力透纸背,收笔截然而止……”
    对于自己的学生和弟子,齐白石并不讲究地位的尊卑,也并没有师长的高傲。从此次参展的北京文物公司整理出来的一批信札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称呼自己的弟子杨泊庐为“仁弟”,还引荐他去拜访著名画家萧谦中。他关心学生们的前途,多次写信给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推荐自己的学生入校学习或是参加工作。获得国际和平奖之后,齐白石将自己所得奖金的一半长期存在银行里,用“齐白石国画奖金 ”的名义鼓励和赞助国画事业。他还慷慨地将自己的作品捐给学校,以供后来学子学习,本主题入选的《松鹰图》,便是他还在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时捐入学校陈列室的作品。
    在众多齐白石学生回忆老师的文章与李可染、王朝闻、叶浅予等人写给他的悼词中,我们可以看到齐白石是充分履行了他的教学职责,他在这一高尚的职业中一直坚持到去世为止。但也正因为这样坚持不懈的教学事业,他的艺术成就和高尚的人格力量并未因他个人生命的终结而画上句号,而是更广泛地体现在一代代学子的作品中,体现在我们至今为之奋斗不懈的和平事业中。在这个意义上,齐白石是当之无愧的 “人民艺术家”,就像他为中央美术学院成立几年而书写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样,他的整个艺术生涯,都是这句话的完美注脚。